在福清，出国就像是一种本能！一旦我们走了，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在福清，出国就像是一种本能！一旦我们走了，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在福清，出国就像是一种本能！一旦我们走了，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及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在老一辈福清人眼里，出国赚钱的孩子总是被人看不起的。过去，当地人称海外归来的人为“范客”，但现在，“范客”已成为“有钱人”的代名词。无论是在国外收垃圾还是洗碗，回来的都是“凡客”“客”，该盖房的就盖房，该娶妻的就求妻。

我也被认为是粉丝。

2007年，我去澳大利亚留学。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做烤肉串。工资为每小时6澳元，远低于当时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的每小时10澳元的最低工资。为了让我出国，家里花了20万多元。父母给我借的钱要还，我只好另找一份在水果店理货的工作。我必须参加雅思考试、上学并打两份工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两年。

2010年，我还清了家里的债务，取得了澳大利亚身份，专心在超市打工，每天工资200澳元。在我的赞助下，我的兄弟和表弟也来了。后来旅游和工作签证开放，我的两个表弟也辞去了工作，来到澳洲发展。

2012年，建筑业蓬勃发展，我再次转行。到2017年，工资从每天120澳元涨到了400澳元。

今年年底，我带着10万元的全部积蓄回到了中国。 —— 我讨厌澳大利亚一成不变的生活，想实现儿时成为作家的梦想。

在家乡所有人的眼里，我就是“跑到金山前”的人之一。被批评在所难免，也有笑话等着看。

当时我安慰自己：在农村，有这么多钱，我可以体面地生活一两年。但缘分不如缘分。今年5月份，我认识了现任女友田蓉蓉，并打算今年结婚。所以，这笔写作经费被爱情的开支捉襟见肘，还要面对结婚的巨额开支：彩礼、酒席、房子。

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接受嘲笑，回到澳大利亚继续在建筑工地上工作，还是咬牙坚持看不到希望的写作生涯。就像很多人面临的那样，理想与现实，就像两匹分道扬镳的马，终于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男人一生只有两件事：住大房子，找老婆。

那天，当我和田蓉蓉从五层别墅出来时，福清刚刚下过大雨。

这距离她离开福建返回家乡四川还有一天。在遇见我之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叫福清的地方。在她看来，留学回来的人要么是有钱人，要么是贵族。直到很久以后，她才说，她无法将那个青筋暴起、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男人和这座别墅联系起来。

别墅是叔叔2015年建造的，据说耗资近100万。我叔叔在城里一个社区做电工，每个月能挣2000元左右。建别墅的钱大部分都是他的大儿子彭城和二儿子彭胜以出国留学的名义在外打工攒下来的。

在这个别墅林立的沿海村庄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国外的亲戚。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漂洋过海，到异国谋生。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获得居留许可并留在那里，如果他们不幸的话，他们就会成为黑人公民并避开警察。还有移民局，等到所有的青春都耗尽了，然后带着在异国出生的孩子和兑换的人民币回到祖国。

“这看起来不像一个村庄。”田蓉蓉看着狭窄的村道上一栋栋极其不协调的别墅。 “我终于明白你当时所说的压力了。”

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家的4层别墅——建于两年前，是两代人的作品。那一年，我和哥哥把在澳大利亚打工的积蓄全部汇回了国内，每人大约45万。加上父母的积蓄，我们最终耗资120万建起了这座别墅。

福清人有一种在出生地建别墅的痴迷。一个人无论住在哪里，如果家乡没有房子，尊严就无从谈起。据当地人说，男人一生只有两件事：住大房子，找老婆。 “如果你没有房子，没有女人会嫁给你。”

第一次带田蓉蓉回家的那天，也是下着雨。妈妈听见车子停在门口的声音，拿起哥哥结婚时接新娘用的红伞，在田蓉蓉的头上撑开。雨伞里夹着的行礼残余落在了她的头上。

后来田蓉蓉问我这是不是习俗，我说不是。但我想妈妈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我今年33岁，她和我同龄，我弟弟已经12岁了。

田蓉蓉走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拎来一袋礼物，让她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其中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羊油和木瓜膏，来自英国的香水，来自新加坡和日本的药品，以及来自阿根廷的橄榄油。 —— 羊油和木瓜膏是我和哥哥从澳大利亚寄给她的，香水是她叔叔的大儿子彭城寄回来给她的。新加坡和日本的药品是她的朋友寄给她的。阿根廷橄榄油是我表弟去年送给她的。的。

田蓉蓉吃了一惊。但事实上，这与那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整村外出谋生没有什么区别。也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回来做什么？你觉得你回来后能做什么？

“林文景死了。”我把水烧开，倒进茶碗里，“昨天的事。”

大叔把茶杯推到了这边。在此之前，他仔细打听过田蓉蓉的动向。 —— 她已返回四川。昨天她从成都回到西昌。今天她要赶往凉山美姑县。她家里开了一家广告店，让她回去帮忙。

“没有了，都没有了，这些人都快死了。”舅舅说的是爷爷那批人去南阳，带头的是林少良和林文景。他们晚年回到家乡，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和医院，并以父亲的名字命名。我就读的学校叫元载中学。林绍良来学校参观时，我们都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脸上涂着胭脂，拿着塑料假花列队欢迎他。

在我的印象中，这位印尼前首富是一位慈祥的红脸老人。他慢慢地走在陪伴他的人中间。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过，队列里会有多少孩子跟着他。身后，漂洋过海，他无奈地在另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试图非法逃跑。他们去了日本，把数百人藏在一艘货船上。他们有一两个月没有见到太阳。死者被扔进海里，但活着的人继续行走。”到了码头，他们把缆绳挂起来，用白毛巾绑住每个人，就滑下去，去阿根廷，去英国和法国，躲避士兵的子弹。票。”舅舅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是有什么深意。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绿卡，不要因为头脑发热而毁掉美好的未来。

“乔燕高考考得怎么样？”我一边问道，一边转移话题。

乔燕是我表弟的孩子，也是我的侄女。我表弟多年来一直从事留学中介工作。去年7月，市里严厉打击非法代理人，他被关在办公室里。同样被拖累的还有在那里工作的叔叔的三儿子彭强。今年6月，两人的判决均已宣判。表弟因伪造材料牟取暴利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彭强作为从犯缓刑3年。宣判后，叔叔到法庭旁听了。律师根据表弟的动机为他辩护：“出国一直是福清人的一个主要就业方向。”

“听说她考试考得不好，她不说，我们就别问了。”

“你有告诉我以后怎么安排吗？”我问。

“我还能做什么？出国吧。”我舅舅回答道。

目前，出国的情况似乎不太好，尤其是像乔燕这样高中毕业就出去的孩子。

前段时间阿根廷汇率跌得太厉害，开超市的人都在抱怨。治安也不是很好。乔燕的姨妈，也就是我的表弟，回电话时抱怨道：“闲西人（泛指外国人）拿着枪来要钱，多多少少都要交钱……”……招人难，没有人。中国人不多，西方人也不愿意努力工作。”

至于澳大利亚，如果是男孩去那就更好了。建筑工地上的杂工每小时只能挣十多澳元。如果他们肯努力、肯学习，两三年之内就能成为一名大工人。工资约为35澳元。如果你节俭的话，你仍然可以剩下很多钱。但对于女孩子来说，大多是餐馆里的服务员。工资很少超过20澳元，而且必须能吃苦，脾气好。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些申请旅游签证去澳大利亚的人，每人交了20万多，一行60人去了，却没有一个人回来。澳大利亚政府着急了，一时间严阵以待。

如果你肯吃苦，可以在日本找到工作，但工作时间长，经常要两三班倒。在南非，我没有亲人，不敢尝试。有的朋友回来后说洗澡很不方便而且很乱。

欧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朋友前段时间刚从瑞士回来，也申请了旅游签证。工作量少，工资也不高。如果你没有收入，你就不敢花钱。老干妈每天都做馒头。在英国，工资不高，汇率也不高。也下来了。鹏城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一万多块钱。上次他打电话说要回来的时候，叔叔就劝他暂时别回来了。 —— 他是黑人公民，只能购买单程票。他回来后能做什么？国内工资也就两三千一个月，还不如在那里呆一段时间。但家里的大人却担心，这么大年纪了，如果不回来讨个老婆，以后恐怕会更加困难。

“你什么时候去四川？”我叔叔问我。

“7月7日，还剩3天。”

“从长乐机场到那里需要多长时间？”

“我没有买机票，我想尝试一下绿皮火车，需要38小时。”

舅舅还想说什么，但明显就不说话了。也许在老一辈人看来，我的行为确实很不合理。

“你打算今年结婚吗？”

“这是一个计划，不知道对方同意不同意。”

“礼金、酒席、聘礼，无论如何也要二三十万，不容易啊。”叔叔压低了声音：“你后悔从澳大利亚跑回澳大利亚写东西吗？”

“不后悔。”我微笑着给自己倒了茶。

“我还没后悔过！等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可能会后悔的。”

我不说话。

舅舅看到我表情的变化，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人生最好不要有遗憾。”

他喝完了剩下的茶，起身准备离开。我送他下楼。出门前，他又递给他一根烟：“你说林文景死了，你从哪里看到的？”

如果你留在家乡工作，总会有人说你没有能力。

世界杯期间，作息不规律导致的失眠现象更加严重。田蓉蓉一回到四川，我的生物钟就每天向黎明提前一小时。她总是提醒我要休息。

有一天，我要去四川。临行前，田蓉蓉告诉我，她一定要去医院把沾满烟灰的牙齿清理干净，这样才能给父母留下好印象。

沿着老街出去，很快就经过了——号祖屋，这是曾祖父去南阳时修建的。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进去了。数百年前，他在异乡度过了一生，忍受着孤独和思念，年老归来，带着一条断腿和一整袋金条。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这里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出国赚钱、拥有大房子的想法就像传播白细胞一样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

然后我们又继续往前走，到了舅舅家。按照习惯，我的父母住在一楼，我在英国的大儿子彭城住在二楼，我在澳大利亚的二儿子彭胜住在三楼。他和我表弟一起被判刑。彭强住在四楼。

这里的建筑几乎只有两种：一是建于一百多年前的夯土祖屋，受徽派建筑影响，红墙青瓦；二是建于明清时期的夯土祖屋。另一种是新建的别墅式建筑，至少有四五层。多达七八层楼高，单独建在那里，有一对老人坐在门口看守房子。

镇上几乎没有年轻人。在这里，那些留在家乡打工的人被认为是“无能”。而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宁愿在外面租个房子，付出全部的努力，甚至借钱在家乡建别墅。这是为了挽回面子。在这个南方小镇，面子比什么都重要。至于佐藤子，谁在乎呢？

走出村子，走在县道上，镇上的环岛边上就是同学刘斌的家。高中时，刘斌辍学去了法国。他先是乘坐飞机前往邻国，然后沿着边境狂奔，同时被边防士兵持枪追赶。

走私犯怕这些人反抗，每天只给他们一张面包和一瓶水，并且不让他们打电话回家。一群人边走边等待机会。他们旅行了一整年才终于进入法国。他们打电话回家报告说他们安全了。妈妈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泪流满面。 —— 她以为她的孩子早就死了。

据说，刘斌现在在法国，娶了个儿媳妇，与母亲矛盾很深。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了。 —— 最终，他妈妈的孩子还是没了。

再往前走，终于找到了牙科诊所。出国之前，我来这里拔牙。诊所里的老人曾经是一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牙医，但现在诊所里多了一位年轻人。据我母亲说，老人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了诊所和仪器，就像所有的遗产一样。

当镊子叼在嘴里时，我一直在想，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我就要踏上一场从未走过的旅程。我不知道那辆老化的绿皮火车会给我带来怎样的风景，但在中国西南，有我未来的妻子——，我坚信这一点。

我和田蓉蓉是五月份回国后在一个写作小组里认识的。 “那一刻，仿佛一整个春天的花蕾都在绽放，又像是二十只毛茸茸的小猫同时蜷缩在一起，等待着抚摸。”田蓉蓉这样描述我们的遭遇。

我们很快就坠入爱河。那时她刚刚辞职，我们约好在厦门见面。相处了8天后，6月1日，我带她回到了我在福清的家。

你所讨厌的，恰恰是你的救命稻草

刷完牙回家，我正在收拾明天的行李，田蓉蓉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这语气给了我一种预感，我放下东西就往楼上走去，这时那头又传来一条信息：“你一会儿能回来吗？”

我打电话，响了四五声，田蓉蓉才接起来。

“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我已经在收拾行李了。”

“我家里有点忙，我怕你来了影响我的工作，也怕他们不好好招呼我……”

“他们是怕我带你走吗？”我打断了她的话。田蓉蓉告诉我，这次回到美姑，她真的被那里的环境震惊了。 —— 该县是全国贫困县。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还是脏乱差，小得跟一个村庄一样。她想走，但亲戚极力劝说。我们之前的计划是先见见她的父母，然后再跟他们谈谈。

“别这样，再等一个月吧，好吧，就一个月吧。”

“这么正式的场合怎么就变了，而且变的这么突然？”

“你稍后给我打电话，他们也给我打电话了。”

田蓉蓉挂了电话，妈妈就过来了。她见我的行李收到了一半，就问：“你怎么不收了？”

“他们说，再等一个月。”

妈妈立刻就烦躁起来，不停地说：“我本来就告诉她不让她回去上班，现在没事了，他们把她绑在那里，怎么会有招不到的人呢？得是就这样吧。”袁征让她回去。我当时就告诉过你，一定是我骗她回去的，现在，我不知道到底骗她什么了。 ”

“别说话了！”我喊道。

妈妈嘟哝着下了楼。

我点了一支烟，站在阳台的洗衣池边。

大约半个小时后，田蓉蓉再次打来电话。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沉默了一会儿，对田蓉蓉说：“别怕，我可以养活你，我还剩下三万块钱，也许到九月、十月我就能拿到两万到三万块钱的稿费。如果你实在不拿的话喜欢的话，卞，你不用担心钱，你省吃点，就不怕没事做。你不想写，我还有很多稿子可以帮我看看，网上投稿的地方很多，而且收费也不错。写吧，我不写的话，我们就留在成都或者福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国外，悉尼的环境至少比凉山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问道：“你在澳洲一年能赚多少钱？”

“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建筑工地做穿线或者其他大型工作，工资是每小时40澳元，相当于每周2000澳元左右。如果我们一年全职工作，大概是40万到50万澳元吧，一般的工作肯定是十几澳元吧，不用担心，只要到了就不用了。有什么事情不用担心，我都会给你安排的。”

田蓉蓉似乎在思考。

我记得她和她妈妈的最后一个视频。首先，她告诉她我在中国写作，她妈妈的脸色突然变了。后来她说我以前在澳洲打工，一天收入近2000元。她妈妈立即询问是否可以带弟弟出去。

过了一会儿，田蓉蓉压低声音说道：“我考虑一下，你说的是出国。”

我背着半打包的行李站在窗台边，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田蓉蓉建议我先退票，她会和他们商量一下我什么时候适合去那里。我又想了想，发现田蓉蓉确实对出国更感兴趣。 —— 这实在是太讽刺了。原本你讨厌的、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生活，在你需要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你的救命稻草。

现在，绿卡就是我的生命线。

晚上9点刚过，村子里就没有人走动了。

夏季的晚风徐徐，正是纳凉的最佳时机。一对刚过五十就提前退休的老人，在一座装饰精美的石柱庭院门口摇着蒲扇。庭院里微弱的灯光照在旁边几百年前建造的古建筑上。建筑飞檐的轮廓。

这种视觉上的不一致似乎证实了这片土地上的奇怪现象：大多数孩子上大学是因为出国很容易。他们忘记了所学的知识，纷纷下飞机，一头扎进国外的建筑工地、餐馆和小超市。而几年后，当他们因为没有合法居住地而被驱逐出境时，那些异国他乡的无名国籍，却成了光荣祖先的首都。

因为买的是绿皮火车，必须先去始发站取票才能退票，所以还得去福州一次。

我在车站退了钱，只买了晚上7点回福清的车票。我坐在门口的角落里，问田蓉蓉：“我什么时候再去？”她没有回复我。也许她没有看到这条消息，或者也许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是乔燕的妈妈，问了我很多关于澳洲出国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那天叔叔离开我家时，又问我：“林文静真的死了吗？”我说是的，他死了。但现在回想起来，林文景到底死在哪里呢？他以另一种形式生活在所有福清的孩子们身上，无论是即将出生的孩子，还是已经出生的孩子。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你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个东西。它通常是隐藏的，或者就在你的耳朵里。嗡嗡声。

而当你走投无路或者无事可做的时候，老人总会说：“出国吧”。多年来，这句话带动了家乡的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毁掉了很多年轻人的青春。

现在我才明白，外国钱也不容易赚。

当田蓉蓉的第一份设计清单出来时，事情有了转机。一所彝族学校需要设计校徽。校长只求结果，不求计划。田蓉蓉设计了一个，校长推翻了它。她感到非常沮丧和彻底失望。没办法沟通。

另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美姑县的环境对于田蓉蓉来说确实很难适应。这里落后、肮脏，几乎没有娱乐设施，交通极其不便，能寄包裹的快递公司也很少。她询问了几个朋友，大家都劝她尽快离开。

最后，这个从来没有忤逆家人的女孩决定反抗一次。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顺利。那个地方招到设计师的概率极低，他们自然不愿意放过这个亲戚。

田蓉蓉还是定好了出发的时间，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订了一张去成都——的机票，这次我选择了4个小时就能到达的飞机。绿色火车窗外的风景，也许下次吧。

7月12日，也就是我出行的前一天，我的朋友陈俊明来看望我。他是少数几个从国外回来却没有赚到钱的人之一。一年前，陈俊明夫妇以旅游为名，花费12万元前往瑞士。他们的合法居留期限只有三个月。他去了将近一年才回来，但他的妻子仍然留在那里。

我们坐在大厅里泡茶。陈俊明整个后背抵在红木沙发上，瘫倒在地。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缓解一天工作的疲劳。 —— 此刻，他在邻镇的一家玻璃厂里。作为一名临时工，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收入170元。喝了一口茶后，他回头说道：“我现在才发现，正如你之前所说，洋钱不好挣。”

“日子还长，不着急赚钱。”我松了口气说道。

陈俊明初到瑞士时，暂时寄宿在一位远房亲戚家。他已经同意，在尝试这份工作一两天后，他不再希望他回来。夫妻俩同居了几天，感情上却无法相处，就搬到了郊区一栋只有10平米的房子。他的妻子最初在一家餐馆担任洗碗工，但不久后就因行动迟缓而被解雇。陈俊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只能当两天搬运工，两天清洁工。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不敢花任何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在一家餐馆安顿下来。

工作了十多天，周六很忙，服务员（配送员）没有来，陈俊明就临时接手。由于我没有配菜的经验，所以我很着急。厨师不知所措，大喊：“你这头笨猪，你怎么这么笨！”陈俊明回应：“这是我第一次做执法！”

就这样，他唯一稳定的工作也消失了。

陈俊明弯着腰，把茶端到嘴边，没有喝：“如果我能去你那里就好了，至少我不用受这个气了。帮我问问有没有机会。”澳大利亚。”

“我的两个表弟正在申请旅游工作签证，需要雅思成绩和学士学位证书，很划算。过去不到2万元，但不能考英语，你就不用了。”没有文凭如果想去旅行，这一段似乎没有人愿意去做。我说：“我刚去的时候大家都过得很辛苦，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你们那么轻松。”

“至少不用担心工作的事情了。”

“是啊，工作上的事情你不用太担心。”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澳大利亚？”

“这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先把这里的事情弄清楚吧。”

只要原路返回就可以安全上岸

晚上八点的航班，天又下雨了。

田蓉蓉把头发剪短了，去机场接我。成都刚下过雨，天气还不热。在酒店一放下行李，田蓉蓉就告诉我，她的父母发现我劝她离开姨妈后非常生气。现在，已经下达了——的死刑令，不许她再去福建，也不许我来成都。他们还谈到了出国的事情。他们觉得距离太远了。他们想看也看不到，想走也去不了。他们感到委屈，没有人倾诉。

“我之前问过我哥哥是否可以在那里工作，但现在他突然改变了主意。”田蓉蓉抱怨道。

我理解这种担忧。从他们村到县火车站要两三个小时，从火车站到成都七八个小时，从成都到悉尼十几个小时。也许几百年前，那些看着自己的孩子登船离开家乡的福清人，也有这样的担忧。那时，他们唯一能交流的就是书信，一走就过去了半辈子。

与自古富饶的四川不同，福建山多，耕地少。在红薯和玉米传入中国之前，人们常常饿死。 —— 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拼命逃亡的根本原因。 —— 面对死亡，离开家是不可能的。什么都不计算。

田蓉蓉的姐姐也在成都，她的讲话在家里被认为很重要，所以我们决定先见见她。那天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吃完饭后，田蓉蓉去洗碗，她姐姐问我：“听说写作的收入很不稳定。”

“我只是回来尝试一年，如果不行，我今年11月就回澳大利亚。”

“你去澳大利亚做什么？”

“做建筑。”

“这个你学会了吗？”

“不是，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那你去的话，蓉蓉可以一起去吗？”

“如果领了结婚证，你们就可以一起申请了。”

姐姐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我们聊了狗、食品、疫苗事件。晚上10点，姐姐给田蓉蓉打电话：“我们已经和家人商量过了，他们不会再反对了，如果可以的话，就在下半年举行婚礼，彩礼钱随便你，十五万。”

在姐姐提出压岁钱之前，我已经给自己算好了账。我从成都带来了2万元，1万元给田蓉蓉交房租和押金，1万元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剩下的就剩下不到5000元了。

即使有版税，田蓉蓉还是担心两个人赚的钱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活费用。我安慰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出国，赚一年的收入，够两三年了。

我很清楚，现在去澳洲赚钱已经不再是救命稻草了。它就像一座岛屿，涉水者一转身就能看到。只要沿着老路返回，就可以安全着陆。而现在，我又有什么立场去讨厌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呢？田蓉蓉说，从成都到越西县需要乘坐专线列车。那里山多，铁路穿山而过。这段时间，我的“绿色列车”正在黑暗的隧道中行驶。

我的家人时常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澳大利亚。

乔燕没能考上本科，她妈妈希望她先学一门手艺，然后去澳大利亚。我建议她先读专科，等三年再打算出国，或者复读，给自己一个机会。乔燕说她想学美甲。一位同学在悉尼的一家美甲店打工，每周收入800澳元。我叔叔阿姨前段时间持澳洲探亲签证去了那里，但还没有找到工作。我叔叔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注意工作事宜。挂断电话后，他给我发了一些澳大利亚天空的照片，并问我：“你想念悉尼吗？”

我们在机场旁边租了一间便宜的小房子，每天晚上都有飞机轰鸣的声音。

一天晚上，田蓉蓉快要睡着了，迷迷糊糊地说：“也许这架飞机是去悉尼的。”

也许这个声音也是她内心的呼唤。

（编者注：林文静，1928年3月—2018年7月2日，福建融侨集团创始人，印尼“林氏集团”两大股东之一，拥有全球最大的水泥厂和面粉厂。）